面對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的壓力，中國政府已連續出臺了一系列“穩增長”措施，盡管這些措施與惠民生、調結構、促改革并不相悖，但大部分還是“政府之手”在決定資源配置，如此不僅消耗資源多、見效慢，且有財政擠出等潛在負面作用。“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為了使經濟增長更具可持續性，還應更多發揮“市場之手”的作用，關鍵是減少供給抑制和需求抑制，激發經濟本身的有效供給活力，提升經濟潛在生產力。

　　“金融抑制”是本輪經濟下行的首要原因

　　筆者認為，2013年“錢荒”以來的實體經濟嚴重資本供給短缺，以及被顯著抬高的融資成本，構成本輪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首要原因。

　　中國現行三道貨幣供給管制，讓全球錢最多的國家錢最貴。20%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第一道貨幣供給管制，相比之下，成熟市場經濟的法定存款準金率一般只有3~5%左右;“貸存比”是第二道貨幣供給管制，進一步減少了商業銀行可用的信貸資源;“額度”是第三道行政管制措施，造成貨幣供應季節性短缺。正是上述三道計劃手段的行政管制措施，使中國巨大而廉價的儲蓄資本之“水”在流經金融體系之后，變成珍貴而價格高昂的信貸之“油”。

　　其次，緊縮銀根導致“逆向調結構”。“水變油”形成高利率之后，影子銀行迅速膨脹。對此，中國主管部門并未從高利率壓垮實業的本質上去解決問題，而是從資金空轉的現象出發，進一步緊縮銀根。其結果如何?按著貨幣流向規律，緊縮的結果首先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資金干枯;其次沒有土地、廠房等硬資產抵押的創業企業、科技企業資金可得性差;最后是更多實體破產、更多資金從實業流向高利貸……由此可見，通過抽緊銀根不但不能“調結構”、不能“把資金逼回到實體經濟”，反而加強資金逆向流動，進一步抬高資金利率。

　　第三，當前利率市場化改革南轅北轍。全球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歷史表明，選擇寬松貨幣環境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實際利率下行;選擇緊縮背景搞利率市場化，實際利率必然上漲。這幾年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由于搭配了緊縮的貨幣環境，結果造成實際利率不斷上行，對經濟形成嚴重的緊縮效應。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的運行成本原本就在漸漸地不斷抬高，然而無論是長期的高稅收成本，還是前幾年不斷抬高的資源要素成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都在不斷地被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抵消、消化，而去年錢荒以來急速拉高的融資成本，卻在較短的時間內超過了企業勞動生產率所能夠消化的范圍，使大量原本盈利的企業快速淪為虧損，嚴重抑制了有效供給，并將進一步加速制造業投資、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增速的下滑，有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后果。

　　“穩增長”須從“解除金融抑制”著手

　　無論20%的法定存款準備金、貸存比，還是“錢荒”，都不是正常的貨幣環境，也沒有讓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是畸形的行政扭曲和嚴重的金融抑制。在正常的貨幣環境下(如美國、日本)進一步人為擴大貨幣發行，可以稱之為“刺激”;而在中國扭曲的緊縮環境下，降準、降息并不是刺激，而只是恢復金融常態的必要舉措。因此，在當前經濟融資成本畸高的背景下，中國應旗幟鮮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標：不能讓錢最多的國家錢最貴，而應該讓資金價格真實地放映中國儲蓄和信貸需求的關系，讓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筆者建議，首先年內降低存款準備金率2~4個百分點。在經濟有下行壓力、通貨緊縮、房價回調甚至有大幅下跌風險、高利率造成資金空轉的背景下，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會毫無猶豫地采取降低存款準備金、降低利率，而不只是一味擴張財政投資。顯然，在制造業產品過剩、食品供給波動趨于平緩的背景下，恢復正常的貨幣流動性并不會推升通貨膨脹，而一味使用財政擴張才是“人為刺激”。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候，也沒有采取類似一味擴張財政投資的方法。從較長時期看，中國早晚要把20%的畸形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逐步降低到10%以下的正常水平，如果本屆政府沒有計劃把這樣20%的畸形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維持10年，那么當下就是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的最佳時機。

　　其次，中國應取消貸存比和信貸額度，維持必要的“單位GDP貨幣量”。雖然中國M2(廣義貨幣量)總量超過100萬億，但其中不僅有近30萬億被央行凍結，還有10多萬億因為高利率而沉淀在短期資金市場，實體經濟“單位GDP貨幣量”嚴重不足。因此，除了長期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還要盡快放松“貸存比”限制，盡快放開信貸“額度”這種典型的計劃經濟手段。長期來看，貨幣供應多或少，應該以實體經濟的單位GDP貨幣供應量，或以資金價格(利率)作為主要參照指標，維持適度的貨幣流動性和實體經濟可承受的融資成本。

　　減少稅負，增加有效供給

　　雖然高稅收并不是造成這一輪經濟下行的主要變動因素，但是長期以來的高稅賦也抑制了有效供給，如果能夠趁機合理下調稅負，也有助于緩解高利率帶來的經濟增速下滑。

　　根據中國財政部經濟建設司的報告，中國企業在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項目后的稅負達40%左右，高于經合組織(OECD)國家24%~27%的平均水平，更高于日本、韓國和美國約為20%左右的綜合稅負。

　　與此同時，減稅比增加政府投資具有更好的政策效果：減稅是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凈利潤率來刺激企業家擴大有效供給，或通過降低家庭稅負、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費，是市場化的、可持續的穩增長方式;而擴大政府財政投資穩增長，則負面作用越來越大。因此，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建議逐步用減稅替代政府投資，讓減稅成為調整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的主要手段。

　　根據中國當前稅收結構，具體的減稅措施可以考慮實行階梯型企業所得稅。比如，可以把企業息稅前應納稅所得額起征點設在100萬元，100萬元以下免征所得稅;100萬元以上按分檔稅率納稅;為了鼓勵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可以對于民營企業持股占30%以上的企業，在每檔稅率上再略降低1%到2%。其次，還可以適當降低個人所得稅率。相對于香港等地而言，中國個人所得稅率明顯偏高。可適當調低各檔稅率3%到10%;最后，應該盡快取消殘疾人保障金為代表的不合理收費。類似于殘疾人保證金這樣的項目，原本應該是社會捐贈、企業自愿繳納，應取消強制收費。其他各種收費項目也應該集中清理整頓、專項整治。

　　減少股市的需求抑制，激活實體經濟新供給主義雖然更強調通過減稅、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來擴大有效供給，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場化手段減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實體經濟，就早有國際慣例可尋。無論是美國奧巴馬政府，還是日本安倍政府，在促進本國經濟擺脫危機中，都借力股市上漲推動經濟復蘇。2009年6月份，當道瓊斯指數從6500點的最低點上漲至9000點時，美國有人甚至認為股市上漲是經濟意外復蘇的主要原因，由于股市上漲，新增加的十多萬億美元股權價值顯著改善了商業銀行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

　　反觀中國，過去6年上證綜指從6100多點下跌到2000點左右，蒸發掉市值約25萬億元，導致企業股權質押貸款能力縮小10多萬億，投資能力明顯受限;造成居民消費能力縮水數萬億，嚴重抑制了需求的增長。

　　經過六年的下跌，中國股市平均市盈率已不足10倍，遠遠低于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平均市盈率為16倍的水平，以及新興市場經濟20倍以上的水平。此時，恢復股市活力，激活實體經濟不僅沒有風險，而且幾乎不消耗任何政治、政策資源就可以減少需求抑制。如果上證綜指今年從2000點上漲到3000點，股市市值可增加10萬億元，由此帶來的新增企業股權質押能力和居民消費潛力將高達4萬億元以上，是社會成本最低、最立竿見影的擴大內需方式。(作者為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